由云南省文化廳、云南大學聯合主辦的“2017年云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及代表性傳承人影像記錄骨干培訓”課程已經進行了大半。對于來自邊疆山區的學員來說，我認為此次培訓十分難得，是規格極高的一次非遺保護培訓，不僅讓我們學到了很多在基層學不到的知識，更讓我們開闊了視野，得到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和紀錄片導演的親身指導，讓各地一線非遺保護工作者練就了扎實的基本功，為今后開展非遺影像記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老師指導學員
我來自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是一名怒族非遺保護工作者，自2005年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縣文化館從事非遺保護工作。我剛參加工作的第一年就趕上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當時貢山縣計劃申報的是“獨龍族卡雀哇節”和“怒族仙女節”兩個民俗類項目。在制作“獨龍族卡雀哇節”申報材料時，時任文化館館長何成章帶領我們前往“卡雀哇節”的主要流傳地——獨龍江鄉迪政當村開展田野調查工作，收集制作申報材料。
貢山縣城到獨龍江鄉道路艱險，全是狹窄的土路，90公里的車程我們經過7個小時才到達。由于不通公路，在鄉里休息一晚之后還要徒步前往迪政當村委會。40多公里崎嶇難行的山路，一邊是高山密林，一邊是湍急的獨龍江，很多路段馬都無法通行，只能容一人通過，遇到山坡懸崖連路都沒有了，只能攀爬繩梯前行，比培訓班上郝躍駿導演播放的紀錄片《最后的馬幫》中的道路還要艱險。比道路艱險更可怕的是無處不在的螞蝗，走在路上我感到小腿又癢又疼，掀開褲腿一看小腿上已經爬滿了十多只螞蝗。沒有醫療用品，只能用鹽撒到螞蝗身上等它自己脫落，再用清涼油涂抹到傷口了事。經過兩天的徒步跋涉，我們終于到達了村委會，大家的雙腳已經又疼又腫，和我一起剛參加工作的女同事都忍不住痛哭起來。
道路艱險
道路兩邊是高山密林和湍急的獨龍江
這些困難并沒有阻擋我們繼續開展工作的決心，在接下來的工作中，大家走村入戶與村民同吃同住，走訪村民，收集資料，我的主要任務就是用當時文化館唯一的一臺手持磁帶DV拍攝項目申報片。這是我第一次使用攝像機，不懂任何拍攝技術和技巧，只知道最簡單的開關機和推拉鏡頭，根本不知道拍攝還有景別、對焦、曝光、白平衡等這些講究，只是懵懂地覺得不能放過任何一個遇到的文化事項，不能遺漏任何一個與卡雀哇節有關的儀式鏡頭。我們就這樣在村委會的6個村民小組之間來回奔走，認真整理制作了申報材料，等我們回到貢山縣城時已經是一個多月以后了。終于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申報的“獨龍族卡雀哇節”和“怒族仙女節”都被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獨龍族群眾居住的鐵皮房
走訪村民
獨龍族卡雀哇節獻祭儀式
貢山縣文化館收集的“獨龍族卡雀哇節”獻祭儀式實物資料
從此以后，我喜歡上了影像這種記錄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方式。每當縣里開展田野調查、非遺展演、傳承人培訓、傳習館建設、發放傳承人補助等工作，無論路途有多艱辛遙遠，我都會背上攝像機和腳架去記錄貢山縣非遺保護進程中的點點滴滴。
記錄非遺
隨著影像記錄工作的深入開展，我越來越覺得力不從心。缺乏技術基礎，又沒有受過系統的影像記錄培訓，文化素養也不足，總覺得自己拍的片子還欠缺很多東西，可又不知道缺少的是什么。恰逢此時，我接到了怒江州文體廣新局的通知，參加此次培訓。在培訓班上我發現原來各地同仁大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省文化廳楊德聰副廳長在開班儀式的講話中說：田野調查是目前云南非遺保護工作中的短板，影像記錄更是短板中的短板，開展這樣的培訓就是要補上這塊短板。
楊德聰副廳長說：舉辦這樣的培訓班就是要補上云南非遺影像記錄的短板
在接下來的課程中，無論是理論學習、課間練習、記錄片觀摩還是學員交流討論，都讓我有感動和收獲。在系統地學習了影視人類學基本理論、民族志電影和“觀察電影”拍攝方法、田野調查方法等課程之后，我們才明白自己欠缺的不僅是技術層面的知識，以前的影像記錄由于拍攝者理論上的短板與文化素養的局限，只能充當輔助性的“素材”，并不符合科學系統地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代表性傳承人的要求。以前認為只要熟悉機器就能拍出好片子，其實不然。如譚樂水導演在課堂所講：拍攝者必須具備足夠的人文學科素養，不僅能拍、能編輯，還要能寫。在攝像機鏡頭之后有科學的理論體系知識作為支撐，才能走得更遠，才能用鏡頭語言確切地表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髓。但這樣高標準的要求是目前的非遺保護工作隊伍難以達到的，幸而省文化廳高瞻遠矚，與云南大學聯合舉辦這次培訓，讓高校高水平的師資團隊為云南非遺保護工作保駕護航，讓我們的理論認識和實踐操作在培訓中就有了很大的提升。
怒江州學員
時常有朋友問我：“小羅，你經常在鄉下搞什么田野調查不累嗎？”我以后會回答他們：“來看我拍的片子你就知道了。”
作為一名怒族文化工作者，能夠用影像為邊疆少數民族記錄下他們世代堅守的傳統文化，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文字：羅新明（貢山縣文化館）
圖片：貢山縣文化館、陶冠英（維西縣非遺中心）
編輯：黃琛 王海（云南省非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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