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保護就是要確保非遺的生命力。非遺是一種在特定情境下的世代傳承的活的精神實踐，代際性、實踐性、活態性、情境性是其本質特點。要確保非遺的生命力，就確保非遺能夠按照自己所是的方式存在和發展。數字化技術的出現和發展，改變了非遺的存在生態和人們對待非遺的觀念。數字化技術進入非遺保護，不只是非遺的一種存儲、展示、宣傳和教育的外在手段，而且具有內化為非遺自身方式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數字化技術只有真正內化成非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方式，才能真正發揮確保非遺生命力的作用，這是非遺數字化保護發展的基本趨勢。

【關鍵詞】非遺數字化保護合法性可能性

一、非遺數字化保護所面臨的問題

非遺數字化保護就是利用數字化技術來保護非遺、確保非遺生命力的一種實踐。數字化技術是一種信息處理技術，即將許多復雜多變的信息轉變為可以度量的數字、數據，再以這些數字、數據建立起適當的數字化模型，把它們轉變為一系列可以進入計算機的二進制代碼的技術。數字化技術是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智能技術和信息傳播技術的基礎。數字化技術的出現和大量運用，大大改變了人們傳統的生產、生活和娛樂方式，也改變了非遺的文化生態和人們保護非遺的觀念。正如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所指出那樣，“計算機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那么，數字化技術究竟為非遺保護帶來了哪些機遇和挑戰? 數字化技術是非遺保護的一種外在手段還是非遺生存的一種內在方式? 或者，數字化技術是否會像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那樣，成為所謂壓垮非遺的最后一根稻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指出，非遺 “‘保護’指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力的各種措施，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 ( 主要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 和振興。”顯然，對非遺的 “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 ( 主要通正規和非正規教育) ”和 “振興”等只是是保護非遺的具體措施，確保非遺 “生命力”才是非遺保護的核心。所以，檢驗非遺保護成功與否的關鍵是要看非遺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那么，數字化技術究竟如何影響或介入非遺保護的，是通過改進非遺的保護措施來實現? 還是通過內化成非遺生命的組成部分來實現? 這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非遺數字化保護。如果說前者以通過外力、手段干預來開展非遺保護的話，后者則重要通過內力、內容優化來確保非遺的生命力。目前有關非遺保護數字化的實踐和研究，傾向于把數字化技術作為一種外力、手段干預的方式，通過改進非遺具體保護措施來保護非遺，強調技術性。總體而言，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實踐和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和問題:一是比較重視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實踐問題，對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原則、原理等問題關注較少; 二是在非遺數字化保護實踐上，比較重視數字化技術在非遺的保護措施如 “確認”、 “立檔”、 “研究”、“保存”、“宣傳”、“弘揚”等中的運用，強調用數字化技術為非遺建立檔案庫、資源庫、網站、博物館、圖書館、展覽館、教材等，而對如何把數字化技術內化成非遺自身的傳承方式和生存方式，卻較少關注。三是在非遺保護措施的數字化改進實踐上，比較重視非遺保護中的保存、研究、宣傳等措施的數字化，強調非遺的物質性和 “物質化”實踐，而對非遺保護中傳承、教育等措施的數字化則關注不夠，對非遺的精神性則關注不夠。四是在非遺數字化保護具體實踐上，比較重視數字化標準制定及其對非遺數字化保護實踐的規范和指導意義，而對非遺數字化保護實踐中如何確保非遺的個性特點問題卻關注不夠。所以，對非遺數字化保護的探討，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實踐的、技術的層面，而應該首先從理論的、內容的層面來展開。在非遺數字化保護上，至少有四個方面的理論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非遺數字化保護能否經受住合法性拷問，非遺數字化保護是非遺發展的自然選擇，還是外力干預的結果? 數字化保護能否內化成非遺自身生命力的一部分? 第二，如果說非遺數字化保護是合法的，那么這種合法性體現了誰的愿望，誰應該在非遺數字化保護中發揮主體作用? 第三，非遺數字化保護在實踐中是否有可能性? 如果說有，那么可能性如何體現，是通過非遺保護措施的數字化，還是非遺傳承與生存方式的數字化? 有哪些層次的數字化? 第四，如果說數字化保護是一種合法的、具有可能性的非遺保護選擇，那么，這種選擇能否持續以及持續發展的趨勢是什么? 數字化的非遺檔案館、資源庫、網站、博物館、圖書館、展覽館、教材等是非遺數字化保護的終極方式，還是其中的環節? 數字化技術能否優化、部分代替非遺口傳、身授、意會的傳承方式? 數字化技術能否恢復或重構非遺的生態和文化意義? 數字化技術能否為非遺保護發展提供前瞻性的趨勢研判? 第五，非遺數字化保護是否有標準以及在什么范圍和層面上可以建立標準? 非遺數字化保護標準是否會帶來非遺發展的根本性變化，能否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一種既體現文化多樣化又具有同操作標準的非遺數字化保護模型?

二、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合法性

非遺數字化保護是必要的嗎? 是否具有合法性?大家知道，真正意義上的非遺保護運動，是從本世紀開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1 年公布首批 “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2003年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是非遺保護運動開展的兩個重要標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 年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及隨后公布的 “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優秀實踐名冊” 等，進一步強化了非遺保護運動的正當性、急迫性。對這場非遺保護運動，多數人持肯定態度，認為它符合了大多數國家、地區的人對非遺的認知，符合人類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這種肯定使這場非遺保護運動具有了正當性，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通過，則對這一運動賦予了合法性。所謂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合法性，有兩層內涵，一是指用數字化技術保護非遺符合非遺的自然規律，即合自然法則; 二是指用數字化技術保護非遺符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合約精神，即合社會法則。概括地說，非遺數字化保護合法性是指用數字化技術保護非遺體現了非遺發展的自然與社會法則。首先，非遺數字化保護符合非遺自我創新發展的規律。非遺作為人類代際傳承的活的精神文化，其發生、傳承與發展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這樣界定非遺: “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群體、團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界定，反映了當代人們對非遺的基本認知: 非遺是一種被其所有者、傳承者與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代際的、不斷創新的文化形式，自認與他認的結合、代際傳承、創新發展是非遺的本質特征，也是非遺發展的基本規律。非遺是創新發展的活的文化，這取決于三個方面要素的制約。一是就非遺內容而言，非遺是一種存在于人身的精神文化，是人類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人的生產過程中所包含的知識、技能、觀念等，它們因實踐及實踐的時空不同而不同。二是就非遺存在和傳承方式而言，非遺是以人身為載體，通過人的口述、身傳、心授等方式等表達和傳承的文化實踐，人的能動性、實踐的過程性，使非遺天然具有了“活態”、“創新”變化的特性。三是就非遺認定而言，非遺是自認與他認共同作用的結果，自認者與他認者在知識、經驗和觀念上的差異，都會影響非遺的發展。數字化技術作為一種新技術，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理論上講，這種技術只要能作用于制約非遺創新發展的三個要素中任何一個，都會對非遺自身創新發展產生影響。事實也是如此，非遺創新發展的三個制約要素，在歷史上是一直通過不斷吸收新技術、新觀念來豐富自己，發展非遺的。以粵劇這種非遺而言，在歷史上就曾不斷通過吸收新技術、新元素來完善自己的內容、存在和傳承方式、自我認定等制約要素的。從外江班到本地班、從官話到白話，從民間祭祀演劇到城市劇院演劇，從傳統戲服到膠片戲服、燈泡戲服，從舞臺粵劇到電影粵劇、電視粵劇、動漫粵劇等，粵劇的每一次大的發展變化，都受制于三個制約要素的變化，都與新技術、新觀念的變化密切相關。電燈、電影、電視、動漫技術之于粵劇，由外來影響到自覺運用，這里有粵劇適應現代生活方式追求內容創新的要求，也有運用這些新技術改進傳承方式的需要，還有粵劇擁有者、傳承者自認與外來者他認相互作用的影響。以此來看，數字化技術對于非遺保護而言，從外在到內在轉化雖然需要一個過程，但是必然趨勢。作為一種代際傳承的文化實踐，非遺是一種不停運動的、變化的，就像一條永遠流動的河流，變化是其最本質的特點。而且這種變化，與人密切相關，與人的不斷適應環境變化而變化的需要密切相關。所以，非遺在什么時間、什么空間以什么樣的方式呈現出來，表面看是人的主觀行為，從本質而言，則是非遺自身的規律使然。從歷史來看，幾乎每一種非遺項目都在適應生產、生活方式改變而自我演變，包括對新工具、新技術的使用。正因為如此，非遺作為文化多樣性存在的體現，不僅僅表現在因國家、民族、地區不同而產生的空間的多樣性上，而且體現在不同時代的時間多樣性上。數字化技術被運用于非遺保護，恰恰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非遺的一種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如現代機器設備運用于傳統技藝、現代照明運用于傳統化戲曲一樣，數字化技術運用于非遺保護也是非遺發展一種選擇。其次，非遺數字化保護契合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合約精神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合法性，不僅僅取決于這種保護方式是否符合非遺發展的自然法則，而且取決于它是否符合非遺發展的社會法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這場非遺保護運動的發起者，其關于非遺保護的精神理念，貫穿于其關于非遺保護的一系列政策、法規和執行指南中，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集中體現了非遺保護的基本精神。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來看，非遺保護的基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就是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存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制定，是因為 “考慮到 1989 年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書》、2001 年的《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 2002 年第三次文化部長圓桌會議通過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又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承認各社區，尤其是原住民、各群體，有時是個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保護、延續和再創造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從而為豐富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性做出貢獻”。承認非遺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就承認保護非遺是維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內容。人類文化多樣性存在是基于人類文化、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基于人類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文化自主、平等、共享的需要，還是基于人類文化多樣性存在的客觀事實。所以，非遺保護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外力對文化自身進程的粗暴干預，恰恰相反，非遺保護試圖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各國政府的倡導、宣傳，讓人們意識到人類文化多樣性存在的這種客觀事實和這種客觀存在對人類的重要意義，從而自覺、主動地順應非遺自身的規律而傳承、發展非遺。所以，如果能夠正確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公約精神，并以此為基點來認識非遺數字化問題，就會承認，只要數字化技術有利于引導和幫助人們意識到非遺保護的意義，有利于幫助非遺按照自身規律傳承、發展，非遺數字化保護就符合公約精神。這樣，也就不難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各國政府的法規、文件都明確鼓勵人們要用數字化等技術手段開展非遺保護了。美國、英國、日本和意大利在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方面進行了有效的探索，產生了許多成功的案例，如盧浮宮數字化項目、數字化米開朗基羅計劃、羅馬大劇場數字化項目、日本奧茲地區的活態文化遺產獅子舞的數字化保護工程。我國 2005 年頒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 “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2011 年正式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也明確指出，“文化主管部門應當全面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情況，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關數據庫”。

三、非遺數字化保護的主體性

非遺數字化保護是誰的? 這實質上是非遺數字化保護的主體性問題。自本世紀初這場非遺保護運動啟動以來，主體性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從表面看，這場非遺保護運動，一直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締約國政府主導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但就其實質而言，這場非遺保護運動是基于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的自覺而進行的運動，無論是對人類非遺代表作等名錄的評審，還是對非遺公約的制定和執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十分重視調動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的自覺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非遺概念中關于非遺是被 “人類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限定; 在非遺代表作名名錄評審中，要求提供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的申請或者授權申報的證明材料，表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非遺保護中特別強調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的自覺，注重他們的權利。同樣，在我國關于非遺保護的政策法規中，也明確強調了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的主體性、自覺性。非遺數字化保護作為一種保護方式，必然要體現非遺保護中以人為本的原則，要充分考慮到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對非遺傳承發展的訴求。就目前的非遺數字化保護實踐來看，非遺網站、資源庫、數字博物館、數字電影、數字出版物、數字再現等等，除了少數是由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所建立的外，多數是政府、學術界、企業、媒體等外力介入的結果，往往以研究、經濟開發、宣傳為目的，非遺數字化成為各種社會力量從非遺中獲得資源的手段，而非遺擁有者、傳承人對非遺傳承發展的訴求，很少得到尊重和滿足。于是，人們不禁要問:非遺數字化是誰的?非遺數字化和非遺擁有者、傳承者是什么關系?非遺數字化是內力還是外力的結果?是一種自然的文化選擇，還是一種文化斗爭的結果? 在上述現象的背后，有一個問題急需解決。那就是，非遺數字化保護是否可以成為非遺擁有者、傳承人的內在需要?答案是肯定的。在一個數字化的時代，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本身無法超然于外，當非遺賴以存在的生產、生活方式已經數字化后，非遺自身的生產和實踐的數字化，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對數字化技術從陌生、到熟悉再到把其融入自身的非遺實踐中，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剛剛過去的2015年春節，微信、支付寶等搶紅包現象，是傳統春節發壓歲錢的數字化演變，與1983年開始的春節聯歡晚會一樣，成為人們過春節內容的之一了。同樣，在傳統戲曲、舞蹈、音樂等的演出中，運用數字化技術制作舞臺背景等，已經成為被行內認可的演出方式。在非遺產傳承教育中，利用數字化多媒體手段，也是一些體育、雜技，傳統技藝類非遺傳承人的自覺選擇。

四、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可能性

非遺數字化保護如何可能?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非遺數字化如何實現其確保非遺的生命力的目的?非遺數字化保護是通過優化“確認”、“立檔”、“研究”、“保存”、“宣傳”、“弘揚”等保護措施來確保非遺生命力的，還是通過自身來實現?從數字化技術在非遺保護中運用來看，非遺數字化保護目前主要是通過優化非遺保護的措施來實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優化非遺建檔手段，通過建立數字化檔案庫、資源庫等方式來保存非遺。數字化記錄、保存是非遺保護的一種重要措施，主要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其一，把非遺的文獻、圖片、碑刻、影像等實物資料，進行分類整理和數字化轉化、存儲，建立非遺文獻檔案庫。其二，把非遺實踐的場所、工具、產品等，進行數字化文字、圖像、音像記錄，進行分類整理和存儲。其三，用數字化技術對非遺實踐的動態過程，進行動態、立體、高清晰地記錄，分類整理和數字化存儲。這些以分類存儲為特點的非遺數字化保護，對于那些在現實中仍有生存基礎的非遺而言，是為它們提供了傳承、發展的資料依據，可以為傳承人的傳承活動提供參考。而對于那些已經失去存在基礎的、即將消失的非遺而言，數字化分類、存儲則本身就是一種目的，是對非遺的物化保存。相對于傳統的記錄、存儲方式，數字化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存儲靈活。隨著數據儲存格式、載體、容量的快速進步，非遺資源的電子化存儲已經成為主流，所需的存儲空間、成本、管理使用流程將大大降低和減少，為非遺資源的盤活利用創造了條件;第二，傳播迅速。在經過電子化存儲后，對非遺資源的復制、編輯和傳播的效率將大大提高;第三，應用廣泛。電子化后的非遺資源，應用靈活，對數據的分析與統計、查詢與檢索、資源加工與應用將更加方便和多元化。 (二)優化非遺宣傳措施，通過建立數字化非遺展覽館、博物館、體驗館、網站、微信平臺等來宣傳非遺。與非遺數字化保存一樣，非遺數字化宣傳也是以對非遺資料、器具、實踐過程的數字化記錄為基礎進行的，但與數字化保存不同，數字化宣傳以數字化的展示、展演、展覽為手段，向外來者和非遺擁有者、傳承人進行宣傳，目的是讓外來者能夠理解，讓擁有者、傳承人更加自覺。與傳統的非遺宣傳不同，數字化宣傳有幾個特點。第一，它突破了傳統現場活動展示、展覽的時空、物質條件的限制，為非遺的跨時空、跨族群的宣傳、傳播創造了條件;第二，它突破了傳統非遺實物展示的靜態、平面的局限，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通過高清晰掃描技術、虛擬3D技術，把非遺實物展示動態化、立體化，同時利用網絡技術實現跨時空傳播。第三，它突破了傳統展示、宣傳的單向性，利用體感技術和人機互動技術來增強了展示的體驗效果。隨著數字化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提高，非遺數字化宣傳的真實性、現場性、參與性會逐步提高，將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傳承人的直接展示活動，而且有跨越時空、節約成本等的優勢。 (三)優化非遺傳承措施，通過建立數字化非遺傳習所等來傳承非遺。非遺傳承、教育是非遺保護的核心。非遺傳承主要通過傳承者與被傳承者之間的精神交流，如口述、身傳、心授等方式進行，同時輔助以文字、圖像等方式。數字化技術介入后，除了非遺傳承中的輔助手段可以數字化，非遺的口述、身傳、心授等也可以通過數字化技術加以改進，從而縮短傳承周期，提高傳承效果。非遺傳承的內容，是“術”與“道”的統一體“術”往往是外在的工藝、技術、儀式、程式等，是非遺傳承中較為共性的穩定的內容;“道”是非遺傳承中較為個性的變化的內容，是技巧、技能、觀念、信仰等。數字化技術在非遺傳承中的運用，在“術”的傳承上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利用數字化技術分析某種舞蹈動作的規律、某種音樂的演唱規律、某種觀念的變化規律等，通過再現模擬來培養傳承人對這些共性規律的掌握。如戲曲的水袖功、翎子功的動作特點，可以通過動作捕捉和數字化分析，掌握其中的規律，以之來培養學生，使其通過模擬和體驗，從而在較短時間內掌握動作要領，并為創新發展創造條件。數字化技術在非遺的“道”的傳承上，目前尚在探索之中。如何通過數據采集和分析，揭示傳承人在傳承非遺過程中的心理變化及創新特點，探索非遺傳承創新的內在機制，以之來培養傳承人，這是非遺傳承數字化將來努力的方向。 (四)優化非遺的研究和分析措施，通過建立非遺研究和分析數字化模型等來把控非遺的發展趨勢。數字化技術為非遺研究，除了提供了易檢索的、巨量的、活態資料外，還提供了非遺研究和分析的創新手段，如用大數據分析某個非遺項目的發展趨勢，或分析某個地區、族群的文化生態，通過建立數字化分析模型，為某個項目、某個地區或族群的非遺保護提供趨勢或模型分析等。 (五)優化非遺的利用措施，通過建立數字化非遺利用和創新平臺來發展遺產產業。合理利用是確保非遺與當代生活相聯系、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措施。在非遺利用上，數字化技術為非遺的跨界利用創造了條件，建立基于語義、語句、語詞等不同意義層次的非遺資源數據庫，為非遺利用提供了便利，也為非遺基因的跨界重組提供了可能。非遺基因的跨界重組，正是創意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

五、非遺數字化保護的趨勢

非遺數字化保護雖然剛剛起步，但發展迅速。數字化技術正在從一種外在于非遺的技術手段向非遺內在生命力轉化，正在影響著非遺保護的歷史進程、形塑著非遺保護的新生態。從數字化技術及與其相關的大數據分析技術、虛擬再現技術、體感技術、智能技術迅速發展來看，從不斷深入的非遺保護需求來看，非遺數字化保護將呈現以下發展特趨勢。第一，非遺建檔數字化正在從單項、平面、現象的數字化到向綜合、立體、本質的數字化的轉化，從基于語義、基于語句數字化到基于語詞的數字化發展演變，從單純保存性建檔數字化向面研究性、傳承性、應用性建檔數字化發展。非遺建檔數字化是數字化技術在非遺保護中的基本應用。如前文所言，數字化技術以其靈活、方便、快捷的優勢大大革新了傳統建檔模式，從而優化了建檔這個非遺保護措施。當然，非遺建檔數字化不只是對傳統建檔的簡單取代，而是基于非遺保護的不同訴求，會發展出不同層次、不同方向的建檔數字化。就傳統戲劇類非遺建檔數字化而言，將會呈現以下三個層次的數字化趨勢:第一層次，按照傳統戲劇的劇種建設數據庫，如京劇、昆劇、粵劇、秦腔等數據庫，每個劇種數據庫又分別按照劇種檔案信息來分設存儲格式，如劇本、舞臺美術、音樂唱腔、傳承人、研究文獻、演出習俗等。數字化形式可以是文字、圖片、錄音、錄像等。這樣，整個傳統戲劇數據庫就是各個劇種數據庫的匯集，每個劇種數據庫是獨立的，每個劇種的音樂、舞美、劇本等也是獨立的、完整的。這樣，傳統戲劇數據庫中的每個劇種，每個劇種的音樂、舞美、劇本等都是基于一個各自完整意義的語義數據庫。這種數據庫是單項的、平面的、現象的，對于傳承、研究某一個完整的劇種或它的音樂、舞美、劇本等有意義，但無法從中獲得對不同劇種之間的差別及相互影響的分析數據。第二層次，打破劇種之間的壁壘，按照傳統戲劇構成元素如劇本、音樂、舞美、表演等建設數據庫，并按照它們各自的構成類型，形成二級數據庫，如劇本的二級數據庫可以按照劇本的題材內容，如三國故事、西廂記故事、牛郎織女故事。音樂的二級數據庫，可以按照不同曲牌來設立等。這樣，每個數據庫雖然不能獨立稱為戲劇，但都屬于構成戲劇篇章的獨立語句，即基于語句的數據庫。這種數據庫的建立，為研究不同劇種之間的劇本、音樂、舞美等的相互關系提供了分析數據。第三層次，打破戲劇與文學、音樂、美術、舞蹈、曲藝等之間的界限，按照文學、音樂、美術、舞蹈等建設數據庫，并細分它們各自的結構至最小基本單位，如文學中的詞語、音樂中的一個小旋律、美術中的某個構圖、舞蹈的某個動作等，每個小的數據庫類似一個基因庫，雖然不能獨立稱為文學、音樂、舞蹈等，也不能稱為戲劇中的劇本、音樂、舞美等元素，但都屬于構成上述文化形態的基因，即基于語詞意義的數據庫。這種數據庫的建立，為研究戲劇與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提供了分析數據。第二，非遺宣傳數字化從被動的、靜態的、旁觀的、局部的展示到互動的、動態的、體驗的、全面的展示轉變，從面向外來者的展示，到兼顧外來者與本地人的展示，從單純知識性、審美性展示向文化性、傳承性展示轉變。非遺宣傳數字化發展，是與數字化技術發展與宣傳方式的創新密不可分。數字化宣傳取代傳統宣傳模式，最基本的表現就是用數字化多媒體技術，把原來實物的、圖片的展覽變成數字化的多媒體展示，如電子圖片、錄音、錄像或者動漫等，但仍未克服傳統宣傳、展示中參觀者被動的、靜態的、旁觀的角色定位，無法讓參觀者獲得身臨其境的體驗感、互動感。所以，利用數字化技術營造真實完整的非遺文化空間，讓參觀者參與非遺的互動、體驗，是非遺宣傳數字化的新趨勢。就傳統戲劇服飾展示數字化而言，傳統的博物館往往以實物和圖片展示為主，很少用到數字化技術，即使用到數字化技術，也往往只是把實物和圖片的展示變成電子圖像展示而已，這種展示往往給人平面、呆板的印象，參觀者只有通過文字介紹來了解戲劇服飾的形態和功能，無法把其與舞臺表演真正聯系起來。現代體感技術的發展，為開發戲劇服飾的體驗互動式展示創造條件。利用這種體感技術，可以讓參觀者通過遙控電子屏幕中戲劇服飾、演出情景等，現場模擬戲劇服飾的穿戴方法、角色特點，現場學演，體驗傳統戲劇的表演，把被動的接受變成主動的參與。第三，非遺傳承數字化從被動的、模仿的、平面的、局部的傳承到互動的、體驗的、立體的、全面的傳承演變。前文已述，非遺傳承數字化以非遺中“術”的數字化為主，在非遺的社會傳承和學校傳承中都有應用，在統戲劇、傳統音樂、傳統美術、傳統舞蹈、傳統體育、傳統醫藥、曲藝、民間文學的學校教育中尤為突出，用文字、照片、錄音、錄像等數字化記錄非遺，把其作為教學的輔助手段，這是非遺傳承數字化的常見方法。但這種方法既無法還原社會傳承中師徒之間耳濡目染的情境，也無法克服學校教育中偏重共性的“術”教學的缺陷，具有被動、模仿、平面、局部傳承的特點。所以，發展數字化技術，創新傳承方式，發展以個性的“道”為傳承核心的互動、體驗、立體、全面的數字化傳承，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只有這樣，才能克服非遺傳承中重“術”輕“道”的現象，才能避免非遺豐富的個性文化內涵因數字化傳承而被剝離、被碎片化。第四，非遺研究數字化從單個的、局部的分析，到整體的、趨勢性的分析轉變。前文已述，數字化技術可以優化非遺研究，為非遺研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用數字化技術開展非遺研究，可以從不同層面、角度展開。用數字化技術獲取非遺資料，對非遺進行單個、局部的研究，這是非遺研究數字化常見的做法。對非遺保護而言，這種深入的微觀研究是必要但不夠的。目前，非遺保護正在從單個項目的保護向整體非遺文化生態區保護轉變，與此相關，非遺研究數字化應該從單個的、局部的分析，向整體的、趨勢的分析轉變。如利用大數據技術和建模技術，針對某一地區、族群的文化生態區，搜集數據，分析數據，找出制約該文化生態區發展變化的影響因子和變化參數，建立相應的文化生態區動態分析模型，為該文化生態區保護提供決策咨詢和規劃建議等。

六、結語

非遺數字化保護是非遺保護與數字化技術相結合的時代產物。非遺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本世紀初全面倡導的非遺保護，一開始就具有自然的正當性。隨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則以國際法的名義，賦予它社會的正當性。在非遺保護實踐中出現的非遺數字化保護，承續了非遺保護的合法性，并生動闡述了非遺創新發展的本質。數字化技術作為一種信息處理技術，是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智能技術和信息傳播技術的基礎，它為非遺保護提供多方面的技術支持。一方面，它作為一種外在技術，通過優化非遺保護的建檔、宣傳、研究、保存、傳承、利用等措施，確保非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作為一種內在元素，通過內化到非遺存在和傳承實踐中，確保非遺的生命力。非遺數字化保護無論以何種方式開展，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都應該是其中的主體。非遺擁有者和傳承者對數字化技術的掌握雖然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只有他們真正接受了數字化技術，并自覺把其融入到自己的非遺實踐中，數字化技術才能真正實現從外在技術向內在技術的轉化，才能成為非遺自身的一部分。外來者運用數字化技術參與非遺的存儲、宣傳、研究、利用，也只有通過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的認可才能發揮保護非遺的作用，也才能避免數字化技術對非遺文化內涵的碎片化、雷同化傷害。非遺數字化保護的發展趨勢，既體現在作為外在技術對非遺保護措施優化的不斷深化上，又體現數字化技術內化為非遺生命的程度上。與非遺保護的最終目的是不保護，即讓非遺能夠回歸自我生存、自我發展一樣，非遺數字化保護的最終目的是不見數字化技術，即讓數字化技術真正融入到非遺之中，成為它生命的一部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非遺保護與文化生態保護保護區建設研究” ( 項目批準號:14JJD850002) 的階段成果。

*原文發表于《文化遺產》2015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以刊物原文為準。

來源：轉載自公眾號“大理非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