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保護理論的定位
與保護蒙古語言資源的若干問題
語言的保護或者叫語言資源的保護,是雙語或多語接觸中出現的一項工作。在雙語或多語環境中,也就是在語言競爭的雙語環境中，有的語言處于弱勢地位，有的語言處于強勢地位。處于弱勢地位的語言，因受各種因素的制約，特別是受強勢語言的制約,其語言結構（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使用功能和社會職能出現萎縮,它的學習適用范圍逐步縮小，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弱勢語言就需要實施語言的保護措施體系。處在單一語言環境中的語言,一般不提出語言的保護。比如,蒙古國,基本上屬于單一語言的國家,在那里有可能不需要提出保護蒙古語的問題。但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世界范圍內的語言使用競爭也開始激烈起來了。在這種態勢下,即使是那些單一語言的國家,也有一個如何爭取本國或本民族語言國際地位的問題。從長遠看,也可以把語言的國際競爭納入語言保護范疇加以研究的必要性。所以,依照各民族語言保護工作的實際情況,把語言保護工作可區分幾種層次和幾種類別加以研究,并分別出臺不同的保護措施體系。總之,語言的保護工作是雙語或多語接觸中提出來的語言建設與語言規劃領域內的一項工作。
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語言保護工作我國積極參加有關項 目的操作和實施
根據相關網站發布的一份綜述中顯示,于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據世界各國和各民族語言的實際,確定該年度為“搶救瀕危語言年”。綜述中說，語言學術界有關專家們估計,世界現有6000多種語言的大部分在不久的將來會失去它的交際功能而讓位于國家或地區的官方語言。針對這一情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一系列會議,組織世界各地的語言學專家開展瀕危語言的保護和瀕危語言資源的搶救工作。于1994年，日本國東京大學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委托,在亞太地區語言學部成立了國際瀕危語言情報交流中心,開始協調瀕危語言工作。1995年11月18日至20日在日本召開了關于瀕危語言國際學術討論會。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召開了語言政策的國際會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在會上講話并指出,需要“預備有關世界語言現狀的初步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記錄地球人類豐富的語言多樣性,并解釋影響世界不同地區語言的問題,以鼓勵人們更為關注人類的語言財富,為研究語言的進化,介紹保護現存語言的最新措施作出貢獻”。1997年,第2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對《世界語言報告》這一項目予以批準。1998年5月26日教科文組織總干事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語言學家們發出公開信,信中認為“在今后20年中,將有一些語言陸續消失,語言作為人類寶貴財富,它的消失是人類不可彌補的損失。”他要求各國的有關機構和語言學家提供合作,定期完成《世界語言報告》。1998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收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來信,該信描述了世界語言狀況,提出了出版《世界語言報告》的意向,并希望各國給予協助和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以（98）教科秘字92號文件形式向國家語委、國家民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單位轉發了該信件,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近日函告,根據教科文組織第29屆大會38號決議以及教科文組織語言政策的基本目標,該組織決定建立《世界語言報告》項目并定期編輯出版,其目的在于了解人類的寶貴財富～世界6000多種語言的狀況并加以保護,介紹和宣傳世界多種語言,促進多種語言教育。第一期報告將于2001年出版…。”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孫宏開研究員收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語言報告》文件”、“《世界語言報告》簡介”和“《世界語言報告》問卷”等三個文件,信稱：“我高興地通知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在準備《世界語言報告》,這個報告將描述世界語言的多樣性,研究語言的變化和發展,解釋影響世界各地語言發展變化的有關問題。這個項目對語言遺產引起世界范圍的注意。我們寫信給您,是因為我們認為您可以勝任或組織有關機構提供關于語言狀況、語言變化等方面的資料。如果您能完成我們寄去的調查問卷,或者您能告訴我們可以接觸的另外的個人來完成我們所需要的情況,我們將十分高興。”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中國豐富的語言資源是世界語言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受到關心和重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處、國家民委語文工作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和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東亞部的幫助和支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組織了本所和中央民族大學以及地方有關單位的專家學者特別是本民族的專家學者,在副所長黃興研究員的主持下,認真填寫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問卷,共有82種語言的情況反映在問卷中,中國臺灣省的19種少數民族語言因無法進行實地調查,這些語言的資料未能包括在問卷中。希望本報告的完成有助于溝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國際語言學界與中國語言學界的聯系,有助于推動中國語言規劃的實施。
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該宣言提出：“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新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語言是人類思想和文明的載體,維護世界語言的多樣性,就是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施“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行動計劃要點”的內容中不僅包括語言多樣化的內容,而且這個內容還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分量。該要點提出：“提倡在尊重母語的情況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實現各級教育中的語言多樣化,鼓勵自幼學習多種語言。”
我國是已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的國家，并成為這一公約的發起國之一。而承載文化的民族語言文字本身就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對于這一點語言文化界已有共識。
二、領導重視 積極倡導 促進民族語言保護工作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和平與發展是當今社會發展的主流,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是當今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趨勢。2005年7月間舉行的世界漢語大會是在“攜手發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設和諧世界”的旗幟下進行的。與會學者一致指出：“發展國際語言教育是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必然要求,是人類生存的共同需要,對于促進人類文明間的對話與交流,促進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文化的多樣性是推動世界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動力。尤其在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涌動的今天,我們更應該通過發展國際語言教育,促進文化的多元化發展。”“發展國際語言教育,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有助于促進人類進步。”
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同志在世界漢語大會前夕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經濟全球化確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拉動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去遵循同一規則,參加全球經濟大循環,在一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個性削弱和丟失,喪失自我發展的內涵支撐。所以我們要注意在經濟全球化中趨利避害,克服文化單一化弊端。”
2004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科文委委員、原國家語委主任柳斌同志接受記者采訪時,針對漢語中出現的英語縮略語的不規范使用現象等問題,提出了“愛我們的民族,就同時要愛我們民族的語言”這個口號,號召大家弘揚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保護民族語言”、“捍衛民族語言的純潔性”。（見教育部語用司網站,2004.4.5日發布）此前,柳斌同志致信李長春同志,提出自覺維護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正確使用外文的意見。2004年3月13日李長春同志批示：“要重視柳斌同志的意見。新聞媒體和出版社應帶頭推廣語言文字標準化,并向社會宣傳這一思想,請研究。”3月14日劉云山同志批示：“商有關部門研究,要制定明確的規定。”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同志于2005年8月26日出席中國蒙古語文學會牽頭召開的“蒙漢雙語研究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并發表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蒙古語是一個非常優美的語言,…蒙古語是蒙古族文化的積淀和載體。所以,學習、使用、保護、發展蒙古語文本身就是對中華文化以及對人類文化的貢獻。這項工作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在雙語教育工作中,要注意民族語言的學習、使用、保護和發展,這些環節都很重要。首先是不學習不行,不學就不會,所以必須學習。學習是語言傳承的主要途徑。而語言的使用則是活的語言的標志,是語言發展的實踐基礎。我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都明確規定,我國各族人民都有使用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 “總之,社會主義社會時期是各民族語言文字繁榮發展時期,而不是消亡時期。”“民族語言的研究工作要跟上學習、使用、保護、發展的需要,著重解決規范化中的問題,把相關工作搞得更科學一些。”“學習使用民族語文,要尊重民族語文工作的規律,要善于吸收新詞術語,持續不斷地豐富民族語言的詞匯,保持民族語言的活力,保證該語種得到保護。”
2005年2月25日國家語委主任袁貴仁同志在2005年度全國語文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語言文字工作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講話, 他說：“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文種的國家，55個少數民族，共有80余種語言，30余種文字。在這種自然語言條件下，我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一貫堅持語言平等政策，積極維護語言的多樣化與和諧統一。《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規，共同確定了各民族語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語言文字歧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國家鼓勵各民族互相學習語言文字；國家堅持推廣普通話，推行規范漢字等基本語言政策。在當代中國，各民族語言平等政策是國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和諧民族關系的具體體現。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各民族群眾已經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和體會到，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有利于促進各民族間的溝通和交流，促進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學好本民族語言文字并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有利于少數民族的發展，符合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在依法繼續做好宣傳、推進和服務的同時，要牢固樹立各民族語言一律平等的觀念，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少數民族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
他在少數民族語文信息標準化工作會議上又說：“語言文字及它所記錄和傳承的民間文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但是，農村城鎮化、世界經濟一體化，以及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將使一些語言瀕臨危險，甚至可能消亡，從而嚴重威脅著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一種語言消亡，它所承載的文化常常也會隨之消亡，這將是人類文化的嚴重損失。語言資源是重要的信息資源和文化資源，要珍視它，保護它，開發它。只有實現了民族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和信息化，才能更好地保護和有效開發、利用民族語言資源。” “今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要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民族語言文字是少數民族思維和交際的工具，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基礎和民族認同的重要體現。做好民族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工作，有助于民族地區的日常交際和信息化，有助于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各民族語言的平等政策是國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平等、和諧的民族關系的具體體現。要堅持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加快民族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提高民族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水平，促進民族語言文字信息化的發展。”2002年9月23日袁貴仁同志在“信息時代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以《把握信息時代特點,加強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為題的書面講話,強調指出：“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并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語言文字工作是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只有與時俱進,才能對社會語言生活和人民的文化生活起到積極的引導和促進作用。”“語言文字的應用關系到千家萬戶,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從根本上說,做好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實踐。”
教育部即國家語委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李宇明同志2004年1月在網上公布的《信息時代的語言文字工作任務》中明確提出：“語言也是國家資源”。他說：“促進語言的溝通非常重要,而且我們這一代人還要為此不懈努力。不過也要看到,促進語言溝通只是國家語言規劃的一個方面,從文化和信息化的角度看,語言多、方言多,不僅僅是問題,而且也是財富、是資源。”“語言是文化資源,…語言同時也是信息產業資源、網絡世界的資源,這種資源觀已經受到注意。信息產業的競爭、網絡社會的競爭,不完全是技術的競爭,同時也是文化的競爭,也是文化載體—語言的競爭。保護與開發本土語言資源,使其在信息時代仍然具有旺盛的活力,盡量不使本土語言或方言削弱或泯滅。因此,在促進語言溝通的同時,還要進行合理的語言保護；在發展外語教育以進行國際語言交流的同時,還要特別注意保護、發展母語和本土語言。國家要努力開發語言資源,建立國家級的語料庫、語言文字知識庫等等。要保護瀕危語言,要制定語言的國際傳播戰略,既要規范語言文字,還要使語言文字飽含活力。”
2004年5月9日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在回復《設立八省自治區蒙古語言文字規范化研究綜合課題的申請》（〔2004〕7號文件）中說：“蒙古語言文字規范化是蒙古語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礎,該課題成果將對推動蒙古語言文字信息化發展起重要作用。我司同意對該課題立項。”根據我們國家的語言政策,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規范化工作統一歸屬教育部即國家語委管理。
2004年7月6日,內蒙古黨委副書記陳光林同志出席八省、自治區蒙古語文規范化研究綜合課題啟動議式,并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民族語文是民族文化與文明的重要載體。”“一個民族的精神,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的凝聚力或者是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關鍵,和他們的語言是分不開的。”“研究語言規范化課題,請學者教授們注意一下該語言的優勢和特色。”“蒙古語,我聽不懂,但是聽得多了,覺得蒙古語非常優美。…這是蒙古族的聰慧、審美價值觀與美學意識的集中體現。”
三、保護語言研究的理論定位
正如上面所說,語言的保護工作是雙語或多語接觸中出現的一項工作,是人們對語言實施有意識的保護措施的語言規劃或語言建設性行為。因此,它的理論定位首先與語言接觸理論密切相關,而它所提出的好多保護性措施離不開語言的學習、使用方面的研究和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等語言應用方面的研究。因此,保護語言的研究工作涉及好多方面的學科分支研究領域。一項課題,涉及各種分支學科,是當今學術發展的總趨勢,學科界限越來越混同，邊緣學科、交叉學科越來越多,這是事實。死守一個學科陣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已經完全不合適宜了。這里,筆者只就語言保護研究的理論定位問題,做一點敘述。
根據語言學術界諸多成果顯示,語言接觸理論主要是研究不同民族語言之間相互接觸中發生的語言結構變化和語言使用功能變化的規律,并按照它們的規律組織開展雙語教育工作和實施相關的語言建設工程。這里所說的相互接觸的語言,既指有親屬關系的語言,又包括無親屬關系的語言。世界上的民族都不是孤立的,由于地理、文化、經濟等各種因素的聯系,出現各民族間的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關系,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民族之間的這種接觸決定了民族語言之間的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關系。綜觀民族語言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肯定,不受任何民族語言的影響而獨立發展的“純凈”語言是不存在的。原來人們有過一個想法,認為,中世紀蒙古語中不會有什么借詞,那時的蒙古語肯定是一個純凈的蒙古語。其實不然,從《蒙古秘史》（13世紀上半頁）的詞匯研究成果中發現,當時的蒙古語中有不少的土厥語借詞、還有少量的漢語借詞和個別的梵語、藏語借詞等。可見13世紀以前蒙古族與上述民族有過不同程度的關系或直接間接的接觸。
民族語言間的接觸中出現的最常見的語言變化有兩種,首先是表現在語言結構的變異上,具體來說,民族語言間的接觸中會出現語音、詞匯和語法的變化；其次是語言功能和語言的社會職能發生變化。
雙語或多語接觸中,人們對“借音”現象、借詞現象或借用某些語法形式等現象,比較容易理解。蒙古語音位系統中原本沒有zh、ch、sh、r、z、c、s等,后來,根據向漢語借詞的需要,蒙古語音位系統中新增加了上述幾個音位,并統一了這些音位在蒙古文中的書寫形態。這是屬于“借音”現象。
蒙古語中的漢語借詞的情況,上邊已經提到過,在《蒙古秘史》中就已經有了。比如：〔megujin seguItu〕的〔megujin〕是漢語的“母豬”,這個詞在蒙古族的書面語和口語里至今還在使用著。在官位名稱中有〔guo wang〕（國王）、〔taiji〕（太子）、〔pingsang〕（承相）等。只不過現代蒙古語中的漢語借詞比中世紀蒙古語中的漢語借詞更多一些就是了。
漢語中的蒙古語借詞也不少見,如：那達幕、納荷芽、博克、布魯、卓刻、哈達、哈那等。最近出版的蒙漢語對照的蒙醫藥學名詞術語集中,也有不少是蒙古語借詞。據悉,有學者準備從古代漢語典籍中搜集漢語中的蒙古語借詞,出一部可供參考的詞典,這真是一件值得稱贊的事情。
語法借用現象在翻譯作品中比較多見。如,蒙古語中表述（新聞報道里）某一個人說話的格式,是說話人的名字一般在句子的末尾,而漢語里一般把人名放在句子的前面。漢語的這種語法格式已被蒙古語所接受,舉一個例子：
布赫同志說：“要保護蒙古語這個語種。”
按過去的習慣譯成蒙古文就是：
“monggoI heIe gedeg enehu heIen nu toroI yi hamagaIahu heregtei”geju buhe daru ga heIejie.而現在一般譯成buhe daruga heIehu degen：“…… ”gejie.
雙語或多語接觸中出現的另一種變化是語言功能或語言的社會職能發生變化。在語言使用環境中,語言使用者選擇使用哪種語言,是使用語言的競爭現象。也許人們沒有感覺到這是一個競爭行為,但是實質上屬于語言使用競爭范疇。比如,某機關開會討論某一個問題,機關中有漢族也有蒙族,使用什么語言呢？漢族同志不會說蒙語，蒙族同志會說漢語，于是蒙族同志就拿漢語發表意見,會議很順利,開完了。但是民族語言的使用選擇沒有結束,第二次會議、笫三次會議…,還有其他類型的會議,都照著上述會議的辦法搞下去,就變成語言的功能或社會職能問題了。語言是在使用實踐中得到充實和發展的,一旦語言被停止使用了,該語言的生命力也就意味著停止了。活的語言的唯一標志就是使用。
不使用語言或放棄使用語言的機會,就會導致語言競爭的惡性循環模式即放棄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模式,這種循環模式會導致人們的使用語言的選擇性習慣,習慣會變成自然,于是丟失語言的危機也就會產生。在這種狀態下,語言本身慢慢的會失去好多好多功能,會出現語言詞匯的萎縮和表意功能的低下以及修辭、邏輯性、規范性等各方面技能的滑坡。更可怕的是會帶來認識上的好多誤解,“民族語文無用論”、“民族語文落后論”等錯誤論調會出來占領市場。所以，有些地區牧民趕著勒勒車,到旗所在地立起蒙古包駐下來，送孫子上漢語授課學校的事情就會發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蒙古語授課小學一年級課本的征訂數達到十萬左右,現在二萬不到。語言的傳承危機己經非常嚴酷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蒙古語的學習使用中存在的問題,與漢語中出現的幾個英語縮略語的使用不規范等問題比較起來,實在是嚴重的多了。
研究語言接觸理論,必須重視上述兩個方面的研究,這是對的。從目前的蒙古語的使用情況來說,需要而且必須更加重視語言功能和社會職能變化的研究,因為一個民族的語言,當它的各種功能特別是語言功能與社會職能受到削弱時,喚醒人們的語言覺悟非常重要。。過去,我們為借詞問題爭論不休,從解放初期爭論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其實借詞問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語言功能與語言的社會職的蛻變。
在語言學研究中,語言接觸理論研究一般被劃定在社會語言學研究的范疇之內,這是因為語言接觸理論所研究的是民族接觸、社會影響在語言上的反映。語言接觸理論所研究的內容和研究方法與歷史語言學、結構語言學、描寫語言學等有聯系,但它有自己的體系。語言接觸理論并不否認、也不拒絕歷史語言學、結構語言學和描寫語言學的成果,相反,它是建立在上述諸方面研究的基礎上的分支學科,自然,它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還要參考并利用上述各學科的研究成果。
民族語言間的接觸是民族接觸與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民族接觸中包括精神文化、物質文化等各領域的內涵。在當今世界,民族關系問題越來越顯得非常之重要,有些國家和地區中發生的矛盾沖突乃至戰亂等等,很多都與民族語文問題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要建立和諧社會,處理好國內民族關系,加強各民族間的團結,是一個基礎性的社會工作。民族關系的狀態決定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語言特征是民族特征中的一個最主要的方面,也是它的最敏感的部位,民族關系中的許多問題,總是在語言關系上迅速地被反映出來。正確處理語言接觸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會對民族關系的改善和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四、蒙古語與漢語接觸中的
語言變異現象
蒙古語與漢語接觸中,出現了哪些方面的變異現象呢？從蒙古語的角度講,既有語言結構成份的變異現象,也有語言功能和社會職能方面的變異現象。關于第一類型的變異現象,也就是語音、詞匯、語法的變異現象,上邊已經說過一些了。下面著重談一下蒙古語的功能變異現象。
1. 混用語現象。
當前,蒙古書面語中的漢語借詞數量基本上是適度的,因為借用漢語詞有原則,并不是誰想借用就可以隨意地借用,是要通過蒙古語名詞術語委員會研究通過后,按其規范的書寫形式加以運用和推廣。而蒙古口語中混用漢語的現象顯得又多又亂。老百姓批評說“沒有把關的”。口語中混用漢語的現象有多少,亂到什么程度,沒有進行過系統的量化調查。從總的來看,語言群體和語言使用者個體的情況不同,其借用的數量和程度也不同。這就是大家所說的混合語或混用語的問題。對混用語的問題,17—19世紀時的不同類型的作品中就有不少文人進行過批評。比如,尹湛納希在他的《青史演義》中批評一些人,不認真學習自己民族的豐富的語言詞匯,而胡亂使用字面直譯詞匯破壞蒙古語使用習慣的錯誤。這說明,我們的祖先歷來就十分重視本民族語言的純潔性。
解放以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蒙古語文工作,曾于1948年、1951年、1953年幾次開展過反對輕視民族語文的錯誤傾向的教育活動,反復號召大家規范地使用發展蒙古語言文字。為了蒙古語的規范與發展,中共中央蒙綏分局宣傳部于1953年5月召開蒙古語文工作會議,烏蘭夫同志親自出席會議并講話,著重批判了輕視蒙古語文工作的錯誤傾向；分局宣傳部副部長胡昭衡同志做工作報告,從理論、政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明重視開展蒙古語文工作的重要性,強調了蒙古語的規范化發展。胡昭衡同志談到“蒙古語言的統一問題”時說：“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標志之一。”“從內蒙古來講,由于長期受外來的民族壓迫和內部的封建壓迫,…蒙古語言便產生了不統一的問題,這里有方言土語問題,有混合語問題,有忘掉蒙古語言的問題”。（見《內蒙古日報》，漢文版，1953.9.2）分局宣傳部編譯處副處長清格爾泰同志在會上做了“關于蒙古語文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在談到語言規范化方面的諸多問題時專門強調了克服混合語的問題。他說：“所謂混合語就是指這樣一些現象,不按照蒙語的內部規律,生硬地不自然地過分地夾雜其他語言,造成語言上的混亂并在使用當中弄出各種誤解。”有些干部“無限止地用混合語,破壞蒙語規律,這是不好的”。（見《內蒙古日報》,漢文版,1953.9.2.3）可見,混用語的現象早就被列為不符合語言規范化發展的東西。內蒙古自治區成立50多年來,語言學術界比較重視研究對書面語中的借詞問題,卻沒有很好地重視研究口語中的混用語問題。實踐證明,語言的混用現象是實現口語規范化中的最大障礙。
2. 語言的轉用問題。
關于語言“轉用”,不少學者把它當成徹底失掉民族語言的另一種定名,筆者在本文中使用“轉用”一詞,不是按著語言“消亡”的意思,而是按其隨機轉用的意思使用的。在蒙古語的口語交際中,交替轉用蒙漢語的情況有兩種，一是在口語交際中本來可以用蒙古語的情況下,一會兒用蒙古語講,一會兒用漢語講,隨意性特別大的一種轉用講話模式；二是本來應該用蒙古語進行工作的場合里不使用蒙古語。比如,有些學校和班級的課程,應使用蒙古語授課的,不用蒙古語授課而轉用漢語授課,有一些會議語言應該用蒙古語的,也有不少是轉用漢語的,這種工作語言的轉用現象比比皆是。這使得蒙古語的使用范圍縮小,有意無意地助長了民族語言無用論的錯誤思想。
3. 失掉民族語言的現象。
這是蒙漢兩種語言接觸中出現的徹底失去本民族語言的現象。解放前失去本民族語言的有土默特旗蒙古族,是比較典型的。解放以后,也有一些地區的蒙古族失去了本民族語言。失去本民族語言的主要形式是“斷代”型的,老一輩人會說蒙古語,孩子輩的則不會說或不太會說蒙古語。
以上三種變異現象,是屬于語言功能性的變異現象,它們不屬于語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結構的變異現象,是目前危及蒙古語現存生命力和語言使用質量的問題。蒙古語是世界共認的表意功能豐富、修辭手段多元的語言之一,由于出現了以上三種變異的漫延,已經影響了蒙古語的健康有序的發展。
五、保護與發展蒙古語文的主要措施
保護與發展蒙古語文是一個系統工程,開展語言保護發展工作,一方面涉及黨和國家關于民族語文工作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以及少數民族地區出臺的地方性法規和措施體系；另一方面,各級各類新聞宣傳媒體需要組織開展民族語文政策的宣傳,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民族語文重要性的認識,喚醒大家對本民族語言的感情,真正樹立“熱愛我們的民族,就同時要愛我們的民族語言”的觀念,提高語言覺悟,使每個語言使用者個體都明白人人都有保護發展民族語文的職責和義務。
語言的保護與發展離不開語言的學習、使用和研究,所謂的保護發展的措施,無非就是學習、使用和研究的措施。但真正要制定一個語言的保護發展計劃并加以實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里需要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是需要調查評估語言的學習、使用與研究的基本情況,搞清民族人口分布、學習使用的人數、語言的使用范圍、語言的社會職能以及當地民眾對語文工作的意見等。在此基礎上,分階段對比分析該地區語言文字工作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學習使用狀況。比如以“文革”前后或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的情況據實對比。語言的發展態勢和滑坡態勢的主要表現有三條,學習該語文的人數的增減（重點是入學兒童數量）、使用范圍的擴大與萎縮、規范化的前進與倒退等。前者屬于發展的態勢,后者屬于滑坡的態勢。在此基礎上,評估出綜合報告,如果是屬于后一種情況,就應詳細描述其滑坡的現象與數量等。
第二步是分析研究語言滑坡現象的產生原因和防止途經。
第三步是研究制定保護發展語言的具體措施體系。從總體上劃分,中國蒙古語地區的蒙古語保護類型可確定為三類：解放前已失去民族語言的地區；解放后基本失去民族語言但還有相當多的老年人仍在使用的民族語文地區；基本保持民族語言的廣大地區。開展語言保護發展工作,應區別情況分類指導。
從總體上講,應該堅決扼制滑坡,鞏固、擴大并提高蒙古語言的學習、使用與研究的數量與質量,并把重點放在學習與使用上。除注意成人的學習以外,要關心兒童的語言傳承性學習,努力杜絕民族語言的斷代現象。
六、努力實施語言文字信息化措施是對民族語言的最大的保護
我們正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信息化發展階段，人類社會正在遵循著一種發展的信息邏輯，按照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即信息化發展模式加速地運行和發展。總的來說，人類社會確實取得了不小的進步。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社會的發展必然伴隨著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總是與社會發展同在。在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信息分化就是伴隨著社會的信息化發展而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問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國際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信息通訊技術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與此同時出現了全球性的信息貧富差距，即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受國際互聯網普及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國家或民族的知識發展能力、對外開放程度以及通訊技術引進水平等均有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因為信息技術的水平和互聯網的發展不平衡,“數字鴻溝”日益擴大。利用信息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加速向“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轉型，不斷縮小與 “信息富國”與“信息富裕民族”的信息差距，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的民族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時代背景下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信息分化是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新的概念，在當代社會信息化發展過程中，由于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有效應用而導出的一種人類社會的不同信息活動主體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斷擴大的社會分化現象。它是當代社會信息化過程中凸顯的一種新的社會分化現象，也是當代社會信息化過程中出現的一條新的社會分化途徑。它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包括客觀性與必發性特征，技術性與社會性特征，普遍性與劇烈性特征。它也可以進行多角度的分類，如規則的信息分化與不規則信息分化，存在狀態的信息分化與活動狀態的信息分化，原生性信息分化與派生性信息分化，過慢的信息分化與過快的信息分化，公平的信息分化與不公平的信息分化，有益的信息分化與有害的信息分化等。
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既有正功能也有負功能。信息分化的正功能主要體現在它對基于信息與知識的社會分配的促進作用和對現實社會中智力勞動的認可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信息分化的正功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是，分化不同于分工，分化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對社會機體的消解作用和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作用。信息分化的負功能，也就是它的社會危害性，主要是指造成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社會結構的失衡，引發社會關系的沖突。
蒙古語言文字的信息處理能力和水平以及它的普及率，還處在起步階段或是初級階段。蒙古族人民群眾的信息來源以及信息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語網絡的媒體傳輸。這對不懂得漢語漢文的蒙古族人來說是一個極為殘酷的事情。因為他們不懂得漢文漢語，也就無從談起掌握和利用漢語網絡媒體的信息。先進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存在的這種信息鴻溝，是造成信息貧富差距的基礎性因素。在不久的將來，很快就要普及以漢語為載體的電子政務、電子商務…。那么，蒙古族地區的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以什么語言文字為傳媒語言呢？答案肯定是明確的，那就是要用蒙漢兩種語言文字。而客觀上能不能做到這一點，確實是另一回事情。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網以及下屬各廳局網，什么時候用蒙漢兩種語言文字同步運作的網絡
媒體，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緊迫問題之一。最近，國家語委有關領導反復強調，要堅持“語言平等”政策，這在原則上是完全正確的和無可非議的。但是必須搞清楚語言文字應用領域內存在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平等”局面的根源。內蒙古自治區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的《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言文字條例》中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扶持…蒙古語言文字網站的建設。（第二十七條）” “自治區人民政府蒙古語言文字工作機構應當加強蒙古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工作。（第三十二條）”屋門熱切期盼著這些條款，能夠得到落實，同時希望政府有關部門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蒙古語言文字信息化和網絡化工程，爭取使蒙古語言文字不至于在社會信息化和網絡化進程中被淘汰掉。
七、樹立正確的語言意識和語言覺悟
是保護語言舉措的思想基礎
在語言接觸理論中所談到的語言變異的規律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絕大多數語言使用者個體還沒有語言覺悟的前提下會出現上邊已經提到的有規律的變異現象。有了正確的語言意識以后,民族語言的保護發展工作是可以取得成功的。舉幾個例子,看一下語言意識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希伯來語是古代猶太人的語言,《舊約·圣經》就是用希伯來語寫的。這個語言消亡已有二千年時間。最初,到以色列國的猶太移民,他們復國的動機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宗教、文化。出生在立陶宛的俄國猶太人本·耶胡達于1881年移居巴勒斯坦。他認為,僅僅通過建立政治實體來達到復國的理想只是表面的,是遠遠不夠的。猶太人在進行政治復興的同時,必須通過一種文化,使之真正擁有青年一代。他認為,實現猶太文化復興的唯一途經,便是喚醒古老的希伯來語言。于是,本·耶胡達在日常生活中第一個使用希伯來語,并呼吁所有猶太人都使用希伯來語。他以家人為教學對象,禁止妻子講俄語,孩子一出生就教他講希伯來語,并在一定的年齡段內不許他們說別的語言。就這樣,猶太人開始學習使用希伯來語。于1884年辦了希伯來文報紙,1889年建立了希伯來語協會,1904年收集和創造了數千個新詞匯,編輯了詞典,1910年前后,猶太人集會要求學校使用希伯來語教學。
現在,希伯來語是以色列的國語,年輕人的希伯來語程度比老年人的希伯來語程度要好,是他們復國主義的核心部分。他們給人起名一律使用希伯來語,以保護語言詞匯的豐富成果。以色列的猶太文化,其根基就是希伯來文化（圣經文化）,是在繼承猶太民族古老傳統的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20世紀初復活的希伯來語成為連結猶太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紐帶,希伯來文化中的倫理、原則、宗教、法律把今天的猶太民族凝聚為一體,形成了以色列社會，而對新的移民而言,至關重要的是學習希伯來語,這是融入以色列社會的關鍵。（參看孫正達等編《以色列國》,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4）猶太民族恢復發展民族語言的這一過程,被語言學術界稱之為“語言學的奇跡”,到處被世人所傳誦。
2003年,中國雙語教學研究會召開了中亞東干雙語國際學術研討會。所謂東干,是清朝同治年間,我國西北的一部分回民起義失敗后遷居當時俄國中亞地區的華人穆斯林,現有10萬多人。其中吉爾吉斯坦5.2萬人,哈薩克斯坦4萬人,烏茲別克斯坦幾千人,還有一些分散居住在鄰近一些國家和地區。他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語言、習俗,對祖輩的故土懷有深厚的感情。東干語是陜西、甘肅漢語方言的基礎上,在中亞各民族語言的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漢語中亞變體。它既保留了130多年前漢語陜、甘方言的特點,又有俄語和中亞各民族語言的影響。東干人會講東干語,同時普遍會講俄語和當地民族的語言。他們在多語言環境里,既保存了自己的陜、甘漢語方言,又學會了當地的語言,被人們稱之為“人口少、環境惡劣”的情況下,成功保護自己語言文化的典型。這部分回民因為是逃難而走到俄國去的,自己沒有土地,其政治身份也倍受當地人的質疑。但是他們經過努力,得到了合法的居住地,蘇維埃政權成立后,被承認為東干民族,其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得到了尊重。如今,他們通過發展雙語教育,既保護了本民族語言文化,又融入了當地社會,培養并造就了很多優秀的人才。
移居國外的許多華人朋友,對祖國、對自己民族語言文字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成功地融入當地社會的同時,始終沒有放棄傳承漢語漢文,更沒有忘記自己的風俗習慣。這類實例很普遍,在此沒有必要細說。他們當中的好多人,是在沒有漢語教學環境的情況下,全憑家庭語言教育的形式傳授本民族語言文化的。
總之,社會語言學上所說的語言的民族性意識以及語言覺悟是保護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關鍵。在語言意識和覺悟到位的情況下,失去語言的民族,可以把它恢復起來；沒有語言教學環境的,可以通過家教來傳承本民族的語言文化。
下面,就語言保護中涉及到的更新觀念方面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少數民族人口實現“雙語化”的條件下如何保護發展本民族語言的問題。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使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間的交往多了起來。而這種交往的橋梁是民族語言之間的翻譯工作。依靠翻譯人員來進行交往,這畢竟是很有限的活動,隨著多民族多語種群體的雜居局面的出現,人們除了學會本民族語言以外還需要學習掌握第二、第三…語言,以便滿足生產生活的各種語言交際需要。根據學者們提供的相關數據,全世界人口的70%以上已成為雙語人口。而且這個數字還在增加。中國蒙古族人口中的雙語人口（蒙漢兼通）比例發展很快,其中有些年青人同時還兼通英語或日語。
實現人口的“雙語化”,這是一件好事情,它擴大了人們相互接觸與交際的范圍,擴大了信息來源,拓展了學習深造和進行科學研究的渠道。但是學習第二第三語言的目的不是為了放棄或丟失本民族語言,恰好相反,是為了更好地學習使用本民族語言,是對本民族語言社會職能的補充。
“雙語化”帶來的問題是民族語言間的使用頻率、社會職能差距拉大,單向性雙語現象多了起來。（如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人口普遍兼通漢語,而漢族人口的絕對多數不會說蒙古語）
過去,考慮民族語言政策時總是以“單語”人口的基數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并把它看成是重視使用民族語文的依據。比如,民族語文行政部門所發的文件中有這樣的提法：“還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不懂漢文漢語,因此還要繼續開展使用蒙古語文的宣傳報道工作和其它相關工作”等。現在的問題,是少數民族人口即將實現“雙語化”的情況下,怎樣才能做好民族語文工作？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根據黨的民族語文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中國境內的各族人民都有使用發展自己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黨的“十六大”通過的新《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中明確規定：“幫助各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和全面進步。”可以肯定,在“邦助”少數民族實現共同繁榮方面是沒有任何前提的。我國憲法和自治法的相關條款中也沒有規定實現“雙語化”以后就不再使用發展民族語文了。因此,實現“雙語化”就等于“民族語文使命的結束”這個提法是絕對錯誤的。因此,實現“雙語化”以后仍然有一個如何繁榮發展民族語的問題。
（二）強調民族語言的文化功能
長期以來,我國語言學術界著重強調語言的交際功能,而對語言的文化功能強調的不夠,甚至搞語言研究的學者都不太懂得這方面的知識。這個問題本身涉及到語言的交際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問題。現在,中國的學生一般都學習英文英語,這是由英語在國際上的交際需要和交際價值取向決定的。但不能學了英語就輕視本民族語言。教育部語信司李宇明司長于2005年6月在呼和浩特市主持座談保護民族語言的問題時說：“將來的世界不可能只搞一個文化即美國文化,不可能只搞一個語言即英語,中國也不可能只搞一個漢族文化和一個漢語。世界的文化和語言應該是多元的。”單純強調交際語言的結果,出現了“民族語文無用論”、“民族語文落后論”,在過去的“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還出現了“民族語文危險論”,意思是重視使用民族語文的人容易被打成“民族分裂主義分子”。過去確有不少同志因為提出過蒙古語文工作方面的意見而被整的事情。其實,交際功能是語言功能的僅僅是一個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功能。筆者反復學習并研究了柳斌同志所提出的“愛我們的民族,就同時要愛我們的民族語言”這個談話,感覺意味深長。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的順序是：“民族、民權、民生。”因為“國家的本身并不能產生一定的文化標淮；國家僅能把決定這一標準的各民族集納于一處。所以產生高等人類文化的必要條件,不是國家,而是優秀的種族。”（李小兵主編,《文化的力量》,團結出版社,1982年）可見,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重視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確是代表了人類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
（三）樹立語言資源觀
語言本身就是文化資源,又是文化的載體和文化現象。在信息社會中,語言又是信息的載體、網絡世界的支撐性資源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席卷全球,超乎尋常地拓展了知識傳播。信息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使得知識的價值和語言的價值進一步放大。知識,包括語言,被列為知識生產力的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知識資本、知識資源是通過語言文字這個載體得以實現的。語言的知識性和知識載體的功能即語言本身的特殊性（與自然資源相比較而言）中包括著民族語言功能的不可替代性、不可剝奪性、不存在磨損性和共享性。因此,我們對本民族語言的資源要有足夠的認識,樹立語言資源關,宣傳語言資源在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地位和作用,克服民族語文無用論,為繁榮發展民族語文做出貢獻。
（四）人文性是語言的本質屬性
在本文的第一第二段里所敘述的內容中,特別是本文所引用的領導同志的講話中,有不少是闡述民族語言的人文性的。“人類各民族的語言,不僅僅是一個符號體系或交際工具,而是該民族認識、闡釋世界的一個意義體系和價值體系。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語言都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種樣式,都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足以表現人的特點的打開人們心靈深處的鑰匙。因而人文性是語言的本質屬性。”（申小龍著《漢語與中國文化》,頁1,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8,上海）民族語言的人文性理論的產生是語言科學研究中的一種文化反思。其實人們都知道把民族語言從它的“母體”～民族身上剝離開來,使它成為一種沒有文化生命的純粹的工具或符號,那是行不通的。“交際工具論”就是拿語言作為“純粹的工具或符號”,忽視了民族語言的文化歷史積淀和獨特的文化心理特征。語言科學的研究中,遠離民族語言人文屬性的偏差,是沒有認清語言本質屬性的偏差。
總之,在思想上只要認識到以上幾點,就有理由說服那些還在堅持“民族語文無用論”和“落后論”的同志回到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語文政策的正確立場上來,為保護和發展蒙古語文,同時也為內蒙古自治區民族文化大區建設事業做出貢獻。 (色.賀其業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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