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陽,男,1966年出生。大學畢業。1989年至2013年在文化部外聯局工作,歷任辦公室主任、文化中心處處長,副巡視員;2013年至2015年在北京市東城區掛職任副區長;2015年10月起在原文化部、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工作,歷任副司長、一級巡視員、司長。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
2003年10月17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非遺公約》)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以下簡稱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通過;2006年4月20日,在《非遺公約》批準國達30個之后的3個月正式生效;截至2023年2月17日,已有181個國家加入《非遺公約》。2008年6月,《非遺公約》締約國大會第二屆會議通過了《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并根據《非遺公約》的實踐發展,先后進行了7次修正;同年11月,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三屆常會期間,《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下簡稱《急需保護名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下簡稱《代表作名錄》)和“最能體現《非遺公約》原則和目標的計劃、項目和活動”(以下簡稱《優秀保護實踐名冊》)正式建立。至2022年底,已有來自140個國家的676項遺產項目或優秀保護實踐入選上述名錄、名冊。
在《非遺公約》精神引領下,教科文組織和各締約國經過20年的共同努力,推動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保護事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作為締約國,認真履行《非遺公約》義務,積極開展非遺保護實踐,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之路,為世界貢獻了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從《非遺公約》通過20年看中國非遺保護的實踐經驗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決定,批準加入《非遺公約》,從此,中國的非遺保護工作成為了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廣泛參與的國家行為。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05〕18號),提出積極履行《非遺公約》義務,同時明確了“通過全社會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使我國珍貴、瀕危并具有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并得以傳承和發揚”的工作目標和方針。可以說,中國的非遺保護之路是在繼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成果,參照《非遺公約》框架,立足中國國情,不斷探索實踐而形成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非遺保護工作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非遺保護水平持續提升,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機制基本建立,非遺保護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履行締約國義務,促進文明交流互鑒
中國是最早參與非遺相關國際準則性文書起草制定的國家之一,也是第六個批準《非遺公約》的國家。中國3次擔任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委員國,參與了《操作指南》的制定和修訂工作。中國與教科文組織共同舉辦了7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并在北京合作建立了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培訓中心。
中國建立了規模宏大的非遺代表作名錄體系,在批約5年之后即頒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主席令第42號,以下簡稱《非遺法》),通過“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以下簡稱“研培計劃”)等項目持續開展全國范圍的非遺保護理念和技能培訓,面向公眾廣泛開展線下線上傳播展示活動等。這一系列措施,充分體現出中國政府對《非遺公約》提出的“在國家一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各項條款的尊重。
中國積極推進非遺項目的申報工作,當從2001年“昆曲”被教科文組織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算起。截至目前,中國非遺項目共有7項列入《急需保護名錄》,35項列入《代表作名錄》,1項入選《優秀保護實踐名冊》,總數43項,位列世界第一,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堅持政府主導,提升制度化法治化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非遺保護工作,多次調研非遺項目,與傳承人親切交流,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為非遺保護工作提供根本遵循。
2005年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分別印發了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和加強非遺保護的意見;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廳字〔2021〕31號),在不同歷史階段明確了中國非遺保護的目標任務和工作路徑。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國家級非遺館等建設指標已經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2011年《非遺法》頒布實施,全國31個省(區、市)陸續出臺了非遺保護條例,一些市、縣還出臺了地方性法規,有的針對特定非遺項目出臺了專項條例,代表性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認定和管理辦法、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辦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規不斷健全。調整完善了非遺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中央財政累計投入國家非遺保護資金106億元,安排18億元用于實施國家級非遺保護利用設施建設項目。
(三)在繼承中發展,不斷夯實非遺保護的基礎
中國的非遺保護工作是在繼承中不斷創新發展起來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5〕18號文件)指出“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了非遺保護與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之間的承繼關系。《非遺法》就是在已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的基礎上調整、重新起草完成的。2006年5月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時,《非遺公約》才剛剛生效,《代表作名錄》還未正式建立,國家級非遺名錄中的十大門類分類方法,也是立足于中國國情,在民族民間文化藝術調查研究和保護的基礎上形成的。
中國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代表性名錄體系和代表性傳承人名錄體系,各級政府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共計10萬余項,通過認定保護單位,對項目進行保護。中國還建立了代表性傳承人制度、文化生態保護區制度等,這些制度在《非遺公約》框架中是沒有的,但在中國的非遺保護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創造性地實踐了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區域性整體保護、生產性保護、分類保護等多種非遺保護方式方法,開展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存續狀況評估、開展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年度傳承績效評估、國家級生態保護區驗收等工作,不斷夯實非遺保護的基礎。為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非遺保護,試點推進“非遺在社區”工作,不斷拓展非遺保護的新空間。
(四)以人民為中心,推動非遺融入當代生活
非遺是人民在生產生活中創造、傳承并不斷創新發展的,《非遺法》明確了人民在非遺保護傳承中的主體地位。實施代表性傳承人名錄制度,認定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5批3068名,中央財政專門安排傳習補助每人每年2萬元。實施非遺記錄工程,支持對1805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進行記錄,完成驗收1040項。
實施“研培計劃”,總覆蓋人數超10萬人次。實施《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國辦發〔2017〕25號),提倡堅守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保護廣大手工藝者個性,挖掘創造性手工的價值,激發因材施藝靈感和精心手作潛能,使傳統工藝從人才培養、技能提升、產品生產、市場銷售、展示傳播等全鏈條得到全面發展,面貌煥然一新。
提出“見人見物見生活”“人民的非遺,人民共享”“非遺融入當代生活”等非遺保護理念。推動非遺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提出在旅游中要尊重非遺的形式和內涵,保護非遺的傳承環境和空間,保障傳承群體的合法權益,為傳承群體參與旅游發展提供便利條件;提出要保障當地村民、居民的生活,保護好非遺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尊重非遺相關群體意愿和當地風俗習慣,保護文化生態不受破壞等等。
每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期間開展全國范圍內非遺展示活動,定期舉辦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中國原生民歌節、全國非遺曲藝周。“云游非遺·影像展”“文化進萬家——視頻直播家鄉年”等活動已形成品牌。非遺保護社會氛圍日漸濃厚,參與體驗非遺、感知傳統文化魅力成為新的生活時尚。
(五)弘揚當代價值,促進可持續發展
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不斷豐富非遺的表現形式,更好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重點開展與中華文明起源文化發祥有關項目的保護工作,深度挖掘闡釋項目蘊含的中華人文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弘揚其時代價值,為社會和諧發展提供豐潤的道德滋養,為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提供重要支撐和推動力量。連續三年舉辦“新疆是個好地方”援疆19省市非遺展,用非遺的實物實事突出展示中華文化的特征和中華民族視覺形象,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加強理論研究,建立非遺研究基地,支持開展學術交流活動,積極推動非遺學科專業建設,為非遺保護培養專業人才。
將非遺保護工作融入國家重大戰略,成立黃河流域、大運河非遺保護傳承工作協同機制,形成了合作聯動效應。推動非遺助力精準扶貧、助力鄉村振興工作,通過支持建設非遺工坊,帶動了廣大傳承群體就業增收,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增強了社會凝聚力,為非遺在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提供了寶貴的中國經驗。
總體上看,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道路是在充分吸取《非遺公約》的保護理念和主要做法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具體實際,獨立自主開創出來的,所取得的經驗,十分珍貴,要在今后的非遺保護工作中繼續堅持和不斷發展。
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斷認識非遺保護的機遇和使命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廳字〔2021〕31號)提出要切實提升非遺系統性保護水平。202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對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強調“要扎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系統性保護已經成為新時代非遺保護工作的引領性課題。
(一)在實踐中形成中國化的非遺保護理論和方法
中國非遺保護實際工作中,一般采用針對非遺項目或保護事項,地區先行先試,總結經驗,改進提升,制定辦法,全面推廣的路徑。中國非遺保護工作的諸多實踐探索,是結合《非遺公約》理念,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指導下完成的。
第一,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非遺的創造、傳承和發展。《非遺公約》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非遺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并在適應社會變遷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傳承、發展、變遷甚或消亡,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看待經歷不同歷史時期,在不同地域傳承發展至今的文化遺產,贊賞并尊重人類的創造力。《非遺公約》還強調,非遺須符合現有國際人權文件,滿足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這種限定非常必要。但要看到,非遺是在不同歷史階段形成并演進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留有或攜帶一些陳舊或者糟粕性的東西。全面接受或全面否定、一概認同或徹底拋棄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我們所強調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和行為,必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客觀科學地看待非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開展保護、傳承和弘揚的前提。新時代非遺的保護、傳承和弘揚的過程,也是立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去蕪存菁的過程。
第二,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是開展一切非遺保護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對持有非遺的社區、群體的尊重并保護他們的各種權益,是《非遺公約》最為重要的核心內容。非遺來自于人民的創造,傳承群體是非遺存續發展的核心,非遺保護的首要任務就是要保護好、培養好傳承人。各項保護措施都要圍繞傳承群體這一基點來開展,不僅要關照他們的目前傳承狀況,更要考慮到他們的長遠發展;不僅要關注他們的物質需求,更要在精神上給予支持與肯定。中國的非遺保護工作不僅關注傳承群體,也關注非遺持有者之外的廣大受眾群體,因為他們的需求和認同,將為非遺長期生存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非遺保護必須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將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非遺保護好傳承好。
第三,以堅持系統觀念,推動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非遺是在人民的生產生活中產生的,其知識體系、生活習慣和技藝技能,在生活實踐中是無法逐一界限分明地分割開來的,也沒有任何的分類方法和命名方式能將提取出來的非遺項目分列清晰、表述清楚。《非遺公約》將非遺項目化并列入代表作名錄的做法,是確保從整體上提升非遺的可見度,提高對其重要意義的認知,促進對話,而不是將非遺強行割裂。非遺項目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源同流異,千變萬化。在非遺保護工作中,必須堅持系統觀念,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扎根中華文化沃土,立足中國基本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保護模式上,既要有頂層設計的框架,又可有自適的空間,將“非遺融入當代生活”作為非遺保護的工作目標之一,分類分項、依時依地制定保護措施,推動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二)積極應對非遺保護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
《非遺公約》施行20年來,和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非遺保護工作也直面種種挑戰。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重大、急劇、全面變遷之際,許多非遺實踐的社會基礎和文化空間不斷萎縮,面臨巨大挑戰。
非遺保護絕不是空中樓閣,必須放到現代化發展的大背景下針對新問題新需求去實踐去探索,才能出真知、出對策、出方略。已有大量事實證明,在人們共同面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自然災害、水危機、自然資源過度開采、生物多樣性喪失、新疾病的出現等諸多挑戰時,從非遺實踐中汲取傳統知識、民眾智慧、民間經驗往往可以提供有效的解決之道。非遺保護也就更加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匯民智聚民心解民憂,激發非遺之于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而如何確保非遺的存續力也需要結合實際存在的風險和威脅作出科學評估,采取響應性的保護措施,制定中長期保護計劃,居安思危,行穩致遠。
(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非遺保護的契機與責任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保護好、傳承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貝,傳承中華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應有之義和必答課題。中國式現代化將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只有將非遺的系統性保護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大背景中去考量,才能發現并抓住非遺保護的新契機,非遺的系統性保護是整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既可獨立成章,又必須融為一體。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非遺保護是中國式現代化中一個領域的縮影,非遺門類項目多樣、社區群體眾多、情況訴求復雜,各門類、不同項目之間的生存狀態、傳承情況差異極大,同一項目不同個體間也會有巨大的差異。隨著時間發展和環境的改變,這種狀態還在不停地變化著。要關注非遺領域的弱勢群體,縮小門類間、項目間、個體間的差距,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非遺的系統性保護不同于以往的某種保護方式,而是進入到了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需要堅持朝向新時代新征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非遺系統性保護必須要實事求是,統籌兼顧,穩中求進,堅持不懈。要做到保持歷史耐心,循序漸進,不棄微末,久久為功。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非遺蘊藏著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承載著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是中華民族的身份象征和精神財富,也是人類文明智慧的結晶。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非遺系統性保護不僅是一項民生工程,更是一項民心工程,必須加強對非遺內涵的挖掘整理和宣傳弘揚,充分運用好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才能打開更多的創新空間。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操作指南》確認,非遺是戰略性資源,可以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要從經濟、社會和環境及和平與安全四個層面將非遺保護充分融入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政策和項目。中國的非遺種類繁蕪,體量龐大,要正確認識非遺背后的知識體系、文化意義、社會功能和當代價值的重要性,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更好地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非遺系統性保護是對非遺再認知的過程,是一項文化價值提升弘揚的偉大工程,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動能庫。
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扎實推進非遺系統性保護
要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將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切實運用到新時代非遺保護的具體工作中去,不斷開辟非遺傳承新天地。
(一)必須堅持人民至上,踐行守正創新
非遺是人民在與自然和歷史的漫長互動中創造出來的,是人民世世代代共同傳承下來的,在人民生活中日用而不覺,體現著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觀念,是我們文化自信自強的源頭活水。人民是非遺的持有者和使用者,廣大人民群眾認同感和持續感是非遺保護傳承守正的根基,也是守正的標準。人民群眾的需求是非遺不斷創新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也是非遺保護傳承發展的內生動力。我們要把培養傳承人作為非遺保護的核心工作來抓,積極培養好傳承人,培育規模宏大的傳承人隊伍,一代一代接下來傳下去,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綻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要讓所有保護成果由全體人民來共享,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貢獻。
(二)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突出問題導向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來自農耕文明的非遺必然面臨諸多新問題和新挑戰,必將經受嚴峻的考驗,必須不斷適應,不斷再創造。這是一項探索性事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實踐探索,尋求有效解決新矛盾新問題的思路和辦法,努力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新鮮經驗。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站在人民富裕、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歷史高度,不斷發現問題,正視問題,解決問題,敢于對非遺保護各個方面進行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重構,完善非遺保護的政策法規體系、名錄體系、理論研究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傳播推廣體系、體驗設施體系、數字化保護體系和工作隊伍體系的建設,構建“1+3+N”的非遺保護工作格局。
(三)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做到胸懷天下
中國作為《非遺公約》的締約國,積極探索實踐,建立并完善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制度,開創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保護措施,形成了非遺保護的中國實踐與中國經驗,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這些成績的取得,既是立足于中國國情貫徹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方針的當代實踐,也是“兩個結合”在非遺保護領域的具體體現。必須堅持和鞏固文化主體性,堅持非遺保護的中國化方式,以中國非遺保護實踐構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非遺保護理論體系。以非遺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以非遺豐富中國的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總之,在推進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強國的道路上,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非遺保護工作需要在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進程中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找準自身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位置。“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保護非遺符合人類的普遍利益,同時也是建設人類持久和平與安全的寶貴對話資源。要堅持扎實做好非遺系統性保護,講好中國故事,為助推加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中國方案積極作為,為保護人類共同遺產作出中國貢獻。
(注釋及參考文獻見原文)
原文來源:《民俗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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